第九章干部不可不正心修身第3页_担当_孙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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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干部不可不正心修身（第3页）

海瑞（1514年—1587年），明代著名清官，举人出身，41岁入仕，初任福建南平县教谕，45岁时升任浙江淳安知县，最后官至南京右都御史。这位在历史上以敢于上疏骂皇帝而著称的大臣，也是一位享誉古今的大清官。海瑞为官，始终坚持最高的廉洁标准，除了领取政府下发的俸禄外，他绝不接受哪怕一分一毫的“灰色收入”。明朝官员的俸禄，是历代王朝中最低的。海瑞任淳安知县时，每年的实际收入仅为1石大米，7.49两银子，60贯钞，以购买力计算，他的月薪大致相当今天的110元。海瑞上有老、下有小，一家全靠这么点收入，生活水平跟现在的低保户差不多。尽管收入低到难以解决全家的吃饭问题，但海瑞依然毫无怨言地接受，完全靠工资安排生活。身为知县，他亲率仆从在后衙种蔬菜自给，当然吃不起肉。有一次海瑞为母亲过生日，买了二斤肉，这居然成了新闻，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，胡总督竟以传播消息的口吻说：“听说海知县给老母过生日，买了二斤肉！”

海瑞本人十分节俭，对下属也严格约束，除了严禁收受各种“灰色收入”外，连公费支出也大为减少。淳安地处交通要冲，过境官员士大夫很多。按照当时流行的规格：一般官员路过，大概需驿费（招待费）二三十两银子；如果督抚大员路过，需银三四百两。明朝时，官府并无此项经费预算，所有费用都由当地百姓负担。海瑞做知县前，淳安县每年的驿费开支高达白银1000多两，百姓每丁需纳银三两五钱。海瑞到任后，调整了标准：一般官员过境接待费为5～6钱银子；如果督抚大员，可再增加钱银子。一年下来，淳安的驿费仅需银900多两，每丁仅纳银二钱五分，为此前的7%。仅此一项，每年向百姓少征1万多两白银。9年后，海瑞出任应天巡抚，发布《督抚条约》6款，规定：巡抚出巡时，府县官员不得出城迎接，伙食标准为每天纹银二至三钱；境内公文，一律使用廉价纸张；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……

海瑞最后死于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。这位二品大员去世之后，仅余白银0两，连丧葬费都不够。他的好友王用汲去看他，只见布衣陋室，葛帷（用葛藤织的帷布，比麻布还差）还是破的，连个穷书生的境况都不如，感动得直流眼泪，并为他凑足丧葬费。海瑞一生居官清廉，刚直不阿，清廉正直，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。据说，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，当地的百姓如失去亲人，悲痛万分。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，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，很多百姓甚至制作他的遗像，供在家里。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样，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、正义的象征。

★有所为有所不为

领导干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善于认清形势，分析问题，分清楚哪些情况需要担当、必须担当，哪些情况不要担当、不能担当。

儒家思想提倡“中庸之道”，强调一种不偏不倚、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。孔子是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儒家的创始人。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教育、史学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，这种影响波及东亚乃至全世界。中庸之道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，他说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，民鲜久矣。”他主张处理事务时，既不能过，又不能不及，认为“过犹不及”。孔子主张恪守“中道”，如《论语》记载，孔子提出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”，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；政治上主张“德刑并用”，“宽猛相济”；对学生，性格过于进取的加以遏制，过于谦退的加以鼓励。孔子反对过激的言行，但同时也反对不讲原则，“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洁，众皆悦之，自以为是”的“乡愿”行为，称“乡愿，德之贼也”。著名理学家程颐也说：“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。中者，天下之正道；庸者，天下之定理。”

从领导干部的担当上来看，“中庸之道”讲的是担当要讲究“度”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对于该担当的、必须担当的要勇于担当；对于不该担当、不能担当的要懂得回避。

领导干部要有“有所不为”的律己与坚持。有所不为就是要时刻以党章党纪为镜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，守住廉洁自律的底线，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。在政治立场上不能动摇，不能有临时思想、镀金思想、特权思想，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不论顺境还是逆境，都不能摇摆不定，心口不一，要保持心灵纯净，意志坚定。在工作态度上不能松懈，要高标准、严要求地对待工作，牢记群众观念，服务宗旨，不能只是做样子、搞形式、靠关系、搞门道，真正将心沉下来，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克难攻艰。在生活作风上不能走样，在我们周围，一些党员干部过不了“权力关”、“金钱关”、“人情关”，吃拿卡要，公权私用，贪图享乐，精神懈怠。一定要以此为戒，洁身自好，保持本色，守住第一道防线，“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”。

领导干部要有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淡定与气度。老子曾言“为无为，则无不治”，无为即不妄为、不乱为、顺应客观态势、尊重自然规律，保持“淡泊明志、宁静致远”的情怀。以“无为”的态度去对待工作生活，就没有做不到、办不好的事。

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，诸侯混乱，统治者强作妄为，贪求无厌，肆意放纵，民不聊生，在这种情形下，老子提出了无为思想，呼吁统治者要“无为而治”。他说：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”“好静”是针对统治者的骚扰而提出的，“无为”是针对统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，“无欲”是针对统治者的贪欲而提出的。老子认为，为政者应当能做到“无为而治”，有管理而不干涉，有君主而不压迫，让人民自我发展，自我完善，人民就能够安平富足，社会自然能够和谐安稳。“无为”就是不做任何违反自然规律、有损道德规范、违反社会法则，有害众生的事。但这里的“无为”并不是什么都不做，并不是不为，而是含有不妄为、不乱为、顺应客观态势、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。老子说过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意思是说：不妄为，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。这里，“无为”乃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，“无不为”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。老子还曾谈道，“为无为，则无不治”，意思是说以“无为”的态度去对待社会人生，一切事情没有做不到、办不好的。因此，老子所讲的“无为”并不是消极等待，毫无作为，而是“为无为”、“为而不恃”、“为而不争”，即以“无为”的态度去“为”，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。

老子说的“无为而治”、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并不是说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，就什么事情也做成了。在老子生活的时代，人民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自给自足，无需统治者来组织生产和交换，一切顺其自然地进行。而统治者一旦“为”，则是为修建奢华的宫室而催逼苛重的税赋，或是为发动吞并他国的战争而拉夫抓丁。这样“为”则百姓遭殃，社会动荡，“无为”则人民闲适、社会安宁。因此，“无为”是不妄为，不乱来的意思，是说统治者的行为要顺应自然、社会发展的规律，并按照规律去定相应的法律、制度、不轻易变更，人们在这样的法律、制度下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，努力去做。

“无为”追求的是奉献，“无为”的结果，恰恰也成为“有所作为”（有奉献）。

东汉时期，贵人邓绥受到和帝宠爱，皇后阴氏十分忌妒。但邓绥为人谦恭，性格柔顺，对阴氏十分尊重。与阴氏同时进见和帝，邓绥从不正坐；和帝每次提问，邓绥总是让阴氏先说，从不与阴氏抢话头；每当发现自己的服饰与阴氏相同或相近时，邓绥便立即换掉，绝不与阴氏抢风头。尽管如此，阴氏仍然与人一起施行巫蛊之术，企图置邓绥于死地。阴氏的专横、阴险与邓绥的谦逊、忍让形成鲜明对比，最终和帝幽禁了阴氏，并在邓绥称病辞让的情况下坚持将她立为皇后。这个故事，被后代史家公认为“不争之争”的典型范例。

这里的“不争之争”，与作为领导方法的“无为而治”在道理上是相通的。这里的“不争”并非真正的“不争”，而是以“不争”为“争”的手段；“无为而治”中的“无为”也并非真正的“无为”，而是以“无为”为“为”的手段。所谓“无为而治”，实质上就是把“有所不为”当作治政的方法和艺术。最高明的政治是无为而治。“无为而治”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道家学说的核心，道家同样把“无为而治”视为治政的最高境界。至于历代帝王将相，大概没有谁不希望能用最少的心血来建树最大的政绩。

汉高祖刘邦在建国后遵从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，表面上不算勤政，但实际上正是通过让人民休养生息，使农业、工商业等得到了迅速发展。明朝的冯梦龙说，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宋初的宰相赵普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揭发告短的文书，不看一眼便付之一炬，表面上像是不负责任，但实际上正是通过这种方法遏制钩心斗角之歪风，维护了当时的“安定团结”。

★为官用权须谨慎

中国古代有一种哲理：国家之权乃是“神器”，是个神圣的东西，非“凡夫俗子”所能用。党员领导干部务必珍惜权力、管好权力、慎用权力。古往今来，多少官员面对权力都不能正确把握自己，或者一开始就将其作为私器而滥用、乱用，或者经历从清醒到混沌的阶段，逐渐失去了对权力的正确控制，让其脱离了既定的轨道运行，最终腐化堕落，害人害己。究其根本，就是少了一个“权力是个神圣的东西”的正确态度，忘记了权力姓“公”不姓“私”。

权力也是一种风险，离权力越近的人风险也就越大，一步可以登天，一步也可下地狱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人不可能把金钱带进坟墓，但金钱可以把人带进坟墓。领导干部与老百姓的区别，就在一个“权”字上。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，能否正确为官用权是最经常、最现实的考验。如何看待权力，实质上是权力观问题。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，一切权力为了人民，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权力观。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到领导岗位上，赋予我们一定的权力，是一种信任、一种重托。越是职位高、权力大，越要牢记权力的本质。现实中常常可以看到，一些人一旦当了大官、挣了大钱、出了大名，就昏昏然、飘飘然，就忘乎所以、不知天高地厚，胆大妄为、为所欲为，什么都不在话下、什么都无所顾忌。实际上，权也好，钱也好，名也好，都是一把双刃剑，既会带来鲜花也会带来罪恶，既会带来荣誉也会带来镣铐，既能把人推向高峰也能使人跌入深渊，关键在于怎么对待。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在对待权力问题上，都要切实摆正自己的位置，正确处理个人同群众的关系、同组织的关系，解决好“为了谁、依靠谁、我是谁”的问题。要深刻认识到党员干部就是人民公仆，老百姓就是我们的父母，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；深刻认识到个人的成长进步归根到底是组织教育培养的结果，没有组织提供的机会、岗位和平台，纵有再大的本事也没有用武之地。

为官重点在慎重用权，作为公仆，要将权力用在为民服务上。慎用权力，一方面，要认清权力的风险。邓小平同志曾这样告诫干部：“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，就要谨慎。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，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，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。”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这样认为：“权力是我手中的一张牌，有了它，可以换来大把的钞票，再去换来更大的权力，进而捞取更多的享乐。”最终他落了个锒铛入狱、丢掉性命的下场。可以说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，正确用权会造福百姓，成就自己；用权不慎，以权谋私则会祸害群众，误了自己。另一方面，要尊重权力的属性。孟子说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告诫官员不要将精力放在比待遇高低、权力大小、升职快慢上，而要放在比奉献多少、比贡献大小上，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，为政不移公仆之心，用权不谋一己之私。

为官用权，能否抵住诱惑是一个躲不开的问题。当上干部手中有了权力，奉承、追捧的人会多起来，攀交情、拉关系、请客送礼的人也会多起来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、有多大魅力，实际上这些人是冲着你手中的权力来的，表面上对你恭敬有加，实际上心有所求，甚至暗藏玄机、设下陷阱。一步很短，一生很长，有时一步走不好就毁掉一生。党员干部为官用权，一定要心中有杆秤，手中有戒尺。面对金钱，一定要谨记“当官就不要发财，发财就别来当官”的告诫，不起贪恋之心，不取不义之财；面对美色，一定要洁身自好、严守操行，不能沉湎美色而道德沦丧、自甘堕落；面对亲情，一定要吃透严是爱、宽是害的辩证法，不能因循私情而违背原则；面对朋友，一定要把握分寸、谨慎交往，不能因哥们义气而丢掉党性。总之，就是要讲原则、守底线，不为私利所困，不为私情所惑，真正做到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，堂堂正正做人、干干净净用权。

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，权力只有在阳光下运行、在监督下运行，才能正确行使，才不会发霉变质。现在，各级党委和政府推行的党务公开、政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，正在积极推进的决策公开、管理公开、结果公开等，都是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有效保障，需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、贯彻落实。应当说，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正确行使权力，是值得信任的，但信任代替不了监督，自律代替不了他律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。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是合乎规律的经济新常态，党员干部在严格约束下为官用权也是回归本来的作风“新常态”。每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习惯在监督下用权，在监督下工作和生活，自觉接受组织监督、舆论监督、社会监督，不断增强免疫力，确保手中权力的行使不偏向、不变质、不越轨、不出格。

★过不了廉政关就没有担当可言

无私才能无畏，自身不干净、不纯洁就没有担当的资格和底气。要成为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好干部，一方面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讲党性、讲原则，坚决和不正之风作斗争；另一方面，关键是自身要清正廉洁，到什么时候都能肩膀硬、腰杆直。如果在廉洁自律上放松了警惕，就很容易出问题。搞一次特殊就丢一份威信，破一次规矩就留一个污点，谋一次私利就失一片民心。

曾任中纪委书记的吴官正对纪检部门的同志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

魏文王问名医扁鹊：“你们家三兄弟都精于医术，那么到底谁的医术最好呢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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